针对行为感知系统涉及到的企业管理权和员工隐私权的界线问题，梁正教授表示《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要符合“最小必要的原则”，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所必要的最小范围，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不得进行与处理目的无关的个人信息处理。在使用这种涉及隐私的计算技术的时候，可以不把技术具体运用到个人，而是做一个平均意义上的、倾向性的判断，从而对公司的管理做相应的调整，新技术需要做到平衡多方的利益。

梁正教授认为，在疫情的影响和信息技术的推动之下，大众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重新界定公与私的边界。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逻辑发生了变化，管理也应该更科学。在现有形势下，应当提倡人机协作的方式，把大量重复性的劳动交给机器，让人更多地去从事创造性的活动，既能提高员工的满意度，也能提高他的工作效率。

如今，95后已经逐渐成为职场的主力，这些年轻人更加个性开放，更注重自己的权利，职场忠诚度和信任感都在日渐稀缺。对此梁正教授表示，员工良性流动使得创意得到了扩散，促进了创新发展，员工离职和企业效率两者之间并不见得是矛盾的。提高效率应当依靠更多地去关怀员工，通过制度的设计，让员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相融，让员工发自内心地去努力工作，而不是通过外在的压力，把员工的行为束缚起来。从公共管理或者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角度来讲，技术要求服务于人，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社会运转才是最高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