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为未来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健康有序发展和治理理论丰富提供了重要启示：
要超前研判国际竞争环境，并重“两个轮子”。要看到随着国际大环境的迅速变化，人工智能的前沿性治理问题将不简单地是技术发展与社会适应之间互动协调的问题。中美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科技创新竞争与国际治理规制竞争交互并存并日益激烈，一方面中美两国纷纷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前瞻性、系统性和战略性布局，不断加码扶持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与产业变革。另一方面西方人工智能大国不断利用行业标准、国际法规等国际规制手段开展博弈，力图通过“规则锁定”建构环境竞争优势，使得全球各国人工智能创新的战略分歧和规制冲突不断加剧、科技脱钩和市场割裂的风险不断加大。正因为如此，未来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科技创新与治理规则将始终是驱动国际竞争的“两个轮子”。
要持续推动全球共识、凝练“中国故事”。人工智能作为赋能社会变革和人类进步的核心技术载体，已经成为未来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基础。如何跨越不同国家主权边界的规制冲突，在国际参与中最大化凝聚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共识，避免局部地区出现“先发展、后治理”或“拿着锤子看哪里都是钉子”的极端情况，这对于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冶理优化完善而言既是机遇更是挑战。
要深化理解辩证思维、预警“长尾风险”。技术创新与风险规制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中此消彼长式的零和博弈关系，“治理是为了更好地创新”这一观点应当成为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的根本立足点和解决当前人工智能治理困境的基本出发点。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各类场景中的广泛落地，将会继续引发大量存在的低频风险和潜在风险，由“被动规制”向“主动规制”转变将是应对更加复杂严峻挑战的关键突破点。
要坚定秉持动态思维、聚焦“范式适配”。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技术创新速度和应用场景需求不断超越理论演进速度，其所带来的社会技术问题也充满了动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应当根据具体阶段、具体场域、具体矛盾，及时调整治理策略与治理范式，使得治理响应措施能够快速适应和满足我国人工智能前沿实践的发展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