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走向全球化的同时，在愈加多元的社会中，“身份”这个词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身份认同已经成为了今天政治斗争的主线，给国家社会的秩序带来了新的挑战，而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人口流动、数字信息化的发展、包括疫情的冲击，都使身份政治成为一个更加敏感和动态的话题。对于现代国家和民族建构而言，中外文明在处理多元与一体的关系上有何经验、教训与差异？如何维系全社会多元和一体的均衡？如何保持多元的差异与活力，又不至于造成族群分裂？

《文化相对论》邀请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等国内外专家，共同探讨了如何建立身份认同，又如何构建新的共同的身份。从身份认同的根基到多元流动世界中的自由和秩序，节目揭示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形成的重大差异，探讨了如何更好地构建、平衡多元和一体的关系，并最终为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问题提供思路。

杨澜：薛澜教授，您在苏世民书院像个小联合国一样，来自全球的年轻人都在这里，这些年你发现他们的身份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他们是怎么样产生一个新的群体的呢？

薛澜：我们的每一届学生一般都来自于差不多四五十个国家的学生，大家可能想象到的可能是中国学生一堆，美国学生一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非常明显的就是有一批学生是有过创业经历，或者有兴趣创业，所以你看这些学生他们经常在一起；还有一些可能是希望以后去做金融投资等等；还有一些可能是做公益……可能是根据个人兴趣有不同的群体。

文斯·凯博：再回到我们之前的讨论，我认为英国社会和全世界许多地方，还普遍存在一个误解，由于英国社会富裕、教育普及程度较高，民众不再停留在满足于基本生活需求和保障人身安全的阶段，他们的思想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更为自由，更多地强调个人选择和个人喜好的价值。因此西方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没有进入西方的这个阶段？为什么中国的集体价值观念远远重于西方？我认为很多误解归根结底源于基本的观念。自由的体制未必更优越，事实也很可能是这样，这取决于个人想法。但这种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那么中国为何不选择这样的自由？

薛澜：如果我们看中国发展的过程的话，的确是个人的选择会越来越多，个人享有的各种自由也越来越大，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是在发生。但是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中国的实际发展的话，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中国的各个地方的发展是非常不平衡的，所以其实中国在很多政策制定的时候，很难所有的政策我都能够去让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这样的话可能就会产生很大的混乱。

杨澜：薛教授也观察到，随着近些年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实像农民工的这样一个身份和他们的二代生活、工作选择，也出现了一些有趣的变化。

薛澜：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话，其实有大批的农民工，从农村到沿海城市来工作。一开始是把小孩都留在家里，希望能挣些钱就回家；但是随着我们改革开放的深入，很多人在当地就落下来了，甚至于很多人就把孩子带到当地去就学，所以很多农民工的子弟，他实际上是在城市长大的，但是他在城市中没有我们讲的这种合法身份、户口。如果他们高考没有考上大学，那么他们其实就面临着到哪去发展的问题。应该说城市是他们最熟悉的，但是他在那儿发展去找工作又会面临重重困难，而他要想回去他原来的农村家庭，他又回不去了——他不会种地，他在那儿没有任何社会资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生存，所以他有一种身份危机了，他到底是在原来的农村身份，还是在城市身份？他两边都会找不到自己的所谓的身份认同。

杨澜：接下来我们想请各位嘉宾都给我们举一些（身份认同）成功的案例，无论是发生在中国的，还是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你们觉得在这种共同身份的塑造上，是非常成功的，也许我们可以互相启发？薛教授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分享？

薛澜：实际上我看到在苏世民书院有很多国际学生，他们到苏世民书院来学习一年以后，已经打破了我们原来的想象的界限，就是他学完以后可能还会回到自己的国家。他看到中国的发展机会，愿意在中国新兴的行业发展。而且更好的话，不同国家的同学们之间相互一起来商讨，有些什么样的新的好的发展机会，可能我们一起合作、一起到非洲区发展、到美国区发展、到其他地方去发展。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今后特别希望能看到的，各个国家的年轻人，能够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去创业，一起去解决我们人类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