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澜主旨发言

薛澜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治理已从理念探讨走到了实践探索的前沿，人工智能治理在数据、算法、算力、场景等层面面临挑战，未来人工智能治理需建构“政府、企业、公众、大学与科研机构、媒体、非盈利组织、国际组织”等多主体参与，以“底线思维、人本思维、发展思维、全球思维”为价值导向，以“算法、数据、算力、外部环境、场景”为治理对象，应用“宏观-中观-微观”多维治理工具的人工智能综合治理框架体系，通过“形成价值共识、多主体分工协作、治理理念迭代优化”等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促进人类福祉提升。

龚克主旨发言

龚克表示，首先，AI治理体系应是基于维护人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体系。其次，AI治理体系应是以促进而非遏制AI创新发展为目标的体系。第三，AI治理体系应是多利益攸关方共治的开放体系。第四，AI治理体系应是综合运用技术、法规、教育多种工具的体系。第五，AI治理体系应是融入AI平台的有效的体系。人工智能是一种新兴生产力，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新兴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人工智能治理应该促进其创新以造福人类和地球，而不是通过将其限制在现有体系中来遏制其发展。

徐浩良主旨发言

徐浩良认为，人工智能已在世界各地推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推动了教育、交通等其他领域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治理需要并肩而行。虽然人工智能有助于扩大规划项目的规模，但也由于知识匮乏、疏忽或因恶意，加重了偏见、排斥和歧视。因此，我们需要跨国界、跨行业和跨代际的合作来制定必要的治理框架，比如能让政府、国际组织、科技公司和民间团体共同参与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这样有助于建立信任，识别偏见、歧视等风险，并加快项目实施进度。

温德尔·瓦拉赫主旨发言

温德尔·瓦拉赫（Wendell Wallach）认为，21世纪，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国际合作方式来治理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应该具有敏捷性、适应性、预见性、响应性和包容性，中美两国参与制定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方案，将使其更具有可行性。每个国家需要处理好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合作双重需求之间的关系，接受国际标准的同时，积极开展旨在应对新挑战的前瞻性对话。全球正在大量制定并实施人工智能治理的标准，各国之间的标准也会产生冲突，我们需尊重文化差异，并在经过多个阶段的发展之后，形成有效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

苏竣主旨发言

苏竣认为，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人民生活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智能社会的风险包括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社会风险、认知风险，人工智能治理需构建有人文温度的智能社会治理体系，这需要我们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应对科学技术带来的问题。复归“实验主义治理”这一传统的公共管理的思潮，遵循科学、规范、量化、循证的研究范式，充分利用我国人工智能应用广泛、场景多样的优势，积极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

罗欣顿·麦德拉主旨发言

罗欣顿·麦德拉（Rohinton Medhora)表示，人工智能从数据输入到技术输出的治理至关重要。数据层面，一是要建立全球共同接纳的伦理标准，将其作为人工智能的基础价值观；二是要建立数据使用过程中的全球普遍性标准，保证数据安全；三是要建立算法问责机制，保障数据被善用。技术层面，一是要构建更加高效的全球知识产权体系，完善数据共享和知识产权机制；二是要建立全球性的数据库，用新的范式驱动创新。罗欣顿·麦德拉建议，在未来一方面需要建立包括政府、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参与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机制，充分发挥中美两国以外第三方国家的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健全“以人为本”的全球人工智能工作委员会，传递正确的价值观。

梁正主持对话环节